信仰与人生（中）
李凯城 | 2007年12月10日,20:32
5、信仰能够构建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精神家园
前些年，社会上曾流行过一首歌，歌名为“我想有个家”。歌中唱道：“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这首歌朴实、真挚、缠绵、感人，充分表达了现代人渴望回归家庭的真实情感，让无数歌者、听者为之动容。是的，人人都想有个家，可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人一定要有家呢？有的同志说，这还不清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家。我认为，这种回答虽不错，可并没有讲到点子上。因为，恰恰是现代社会使人们经济上越来越独立，生活上越来越方便，完全可以脱离家庭而独自生活。现代人歌唱家庭，赞美家庭，呼唤回归家庭，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情感上的需要，包括认同归属的需要、交流勾通的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自我实现并被他人认可的需要，等等。这些需要都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其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人生的幸福美满，而家庭则是满足人们情感需要最主要的地方。
如果将能够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地方称作家，那么信仰就是人类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家园。对于真正有信仰的人来说，各种情感需要都可以通过信仰的渠道得到满足。例如，人都有认同和归属的需要，即希望能加入一个优秀的团体，通过努力被众人所接受，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和大家一起同荣辱、共命运，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当个人做出成绩时，能得到集体和他人的认可；而当个人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大家的全力帮助。显然，信仰即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在信徒中建立有各种组织，并且提供一定的场所，规定一些仪式，让教徒在其中活动，努力在组织内部营建一种家的氛围。人们入了教，就像加入一个大家庭，有一种明显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主义的信仰也有同样效果。拿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党组织也像一个大家庭，加入了组织就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个人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自觉服从组织安排，积极为组织的发展做贡献，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而组织上也非常关心每个同志的成长进步和安危冷暖。找到了组织就像回到了家的情景，大家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恐怕都见到过，我认为，那是非常真实的。
再如，人都有情感交流的需要，即希望能有一些知己、挚友，能经常在一起倾心交谈，互诉衷肠，成功时有人分享喜悦，不幸时有人分担痛苦。对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孤独，而最可悲的是喧嚣中的孤独，即表面上看朋友很多，谁都认识，彼此之间礼尚往来，互相关照，称兄道弟，亲亲热热，可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是知心朋友，没有一个能讲真话、讲知心话的地方。一般来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好朋友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是，通过信仰，人却可以一下子获得一大批知音或知己。因为，在教友之间，在真正的同志之间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能够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胜过任何朋友和亲人，甚至过去莫不相识，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能将相互之间的关系拉得很近很近。这种现象近些年不多见了，我们已很难体味。可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信仰失去了这一促进情感交流的功能，而在于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本身动摇了，模糊了，因而“同志”称谓中的情感份量大大减轻。
又如，人还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有限的人生中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众人的敬重。从表面上看，自我实现只是个人的事情，其实它也与信仰有关。因为现实生活中，虽然人人都渴望成功，可真正能够做大事，当大官，发大财，成为大学问家的只是个别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头百姓，仅从个人功利的角度看，很难获得社会的承认和众人的敬重，因而也很难找到自我实现后的满足感。可是，当人们真正树立起一种信仰，自觉地献身于一个神圣的事业后，情况就不大相同了。他的人生目标会与这一事业联系起来，只要是事业需要的，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将努力为之，并且从中获得满足。而且只要他全心全意奉献于信仰，不论他地位高低、贡献大小，也都能得到相同信仰者的认可和敬重。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也很多，如雷锋同志提出的螺丝钉精神。螺丝钉不起眼，单拿出来很难引人注目，当螺丝钉也很难令人自认为成功。可当螺丝钉被固定到机器上，成为整部机器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情况便不一样了。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同样能使人产生自豪感，同样能赢得信仰者的敬佩。
又如，爱人与被爱的需要。爱是人世间最重要、最珍贵的情感。人生于世，时时刻刻都不能缺少爱，既需要得到爱，也需要付出爱。能得到爱是幸福的，同样，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也是一种幸福。而没有爱的人生才是悲惨的，缺少爱的心灵则是冷酷的。爱有许多种：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师生之爱、儿女之爱、朋友之爱、手足之爱等等，各种爱都很宝贵，但人世间最强烈、最真挚、最持久、最无私的恐怕还要数相同信仰者之间的同志之爱。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为了不出卖同志，有人咬牙忍受敌人的酷刑拷打；为了救助同志，有人甘愿拿出自己最后一点干粮；为了掩护同志，有人不惜牺牲个人甚至亲人们的生命。而这些被救助者，有的甚至与救人者素昧平生，后者之所以拼命相助，只因为他们是同志。看到这些场景，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净化。同志之爱真是太伟大了，能得到同志之爱是莫大的幸福。当然，只有真信仰者之间，才能产生这种强烈、持久、真挚、无私的同志之爱。
总之，信仰是真正信仰者最主要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情感方面的各种需要，都可以在这个精神家园中得到满足。这个家园比我们的小家庭大得多，它包括普天下所有共同信仰者；这个家园更纯真、更温暖，它不带任何功利色彩。随着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庭的解体和人们家庭观念的淡化，信仰这一人类精神家园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失去了精神家园，就等于退回到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的境地，就会沦落为孤魂野鬼。
6、信仰能够形成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依据
道德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与集体、与他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和规范。道德生活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可能缺失，可以放弃，唯独不能缺德。否则，不论他个人事业上获得多大成功，当再大的官，发再多的财，仍免不了背后被人戳脊梁骨。如果他还有良知，内心深处也会感到十分内疚。所以，德者，得也。道德的人生未必完美，可完美的人生必有道德。谈人生问题不可能不讲到道德。
一般来说，道德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道德规范，即明确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准则。如我们常强调的“五种革命精神”、“六十四字创业方针”等。二是道德依据，即驱使人们按照道德规范去做的内在动因。两相比较，显然后者更重要。因为规范得靠人去执行，如果定了规范不执行，或者说一套，做一套，再好的规范也等于零。规范大都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有时遵守规范就意味着人们在个人利益方面要做出牺牲。因此，如果不解决内在动因问题，多数人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按照道德规范去做。所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明确或重申一些道德规范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依据。
驱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内在依据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在的舆论压力，即人人都认为应该这么做，并且多数人切实去做了，客观上就形成了使人不得不从众的氛围。谁按规范去做了，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如若不做则会遭到众人的谴责和集体的唾弃。这种在舆论压力下的道德行为，相当程度上是在周围环境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聪明”选择，严格地说还不能算完全自觉的。一旦外在舆论压力不存在了，人是否能继续按道德规范去做，那就难说了。因此，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它们还不能算真正的道德行为。另一类内在依据是个人的良心良知。既不是从众随俗，也不带任何个人功利色彩，只是因为内心觉得该这么做，就自觉自愿地去做了，哪怕行为结果对个人极为不利，也无怨无悔。相反，如果出于个人功利考虑没能去做或做得不好，内心会很不安，有一种负疚感。显然，这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行为。可问题是，这些良心良知从何而来？通常情况下，这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行为大都与人的信仰有关。
世界上的成熟宗教大都劝人行善，要求信徒多做善事，提出做善事可以减轻个人的罪孽，得到神的褒奖。成熟宗教又都有一套以至上神的名义颁定的、要求教徒不折不扣执行的道德戒律，如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佛教的五戒、八戒、具足戒，伊斯兰教的教规等。真正信教的人，一般都会自觉地遵守这些道德戒律。因为，在教徒们心中，这些戒律都是神的旨意，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受到神的惩罚。而且，教义上还说，神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不但时刻关注教徒在干什么，而且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信徒别说是干坏事了，连坏念头都不能有。所以，虔诚的信徒大都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以至西方社会常以是否信教来判定人的道德水准。不管信的是什么，凡是真正的信徒大都是讲道德的，道行多高，德行多高。相应说来，不信教的人德行上大都靠不住，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不惧怕神的惩罚，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不仅宗教信仰能够驱使人们止恶扬善，就连一些不成熟的宗教甚至迷信色彩很浓的野狐禅，也有劝人向善的作用。例如，旧社会中国老百姓大都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做了善事就能积德，有德者将来必得好报，福禄双全，名利兼收，封妻荫子，长命百岁；而如果做了恶事，轻则伤身折寿，破财遭灾，重了还要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甚至死后还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剥皮，抽筋，拔舌，等等。那么，谁具体掌管这些事呢？那就是老天爷。他老人家最英明，始终在冥冥之中观察并记录下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老人家又最公正，无善不奖，无恶不惩，锱铢必较，不差分毫，即便现实生活中存在好人遭殃，坏人得道的情况，那也是暂时的，早晚会有老天爷开眼的那一天，现世不报来世报，在当事人身上不报，则必在其后人身上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套说教虽然很粗陋，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典型的迷信，可在当时却是最管用的道德教育，对普通老百姓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和威慑力。它使做好事、善事的人，物质利益上吃点亏，却能从心理上得到安慰，找回些平衡，使坏人做缺德事时，不敢把事情做绝了，或多或少还惦记着为自己积点阴德，留条后路。由此可见，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是真信，对人的行为都是一种规范和约束。
对主义的信仰同样可以形成人的道德依据。例如，马克思主义就要求所有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生追求，为此就必须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若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自觉地按这些道德要求去做。不但有人知道时做，而且没人知道时也做，做了好事不留名。不但受到鼓励、赞扬时这样做，遭到讽刺、打击时也这样做。做到了，做好了，并不感到自满，也不图回报，认为是应该的，相反，如果做不好，则认为是失职，是耻辱，良心上极为不安。大家所熟悉的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直接来源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弄清楚上述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仰的迷失会引发道德的滑坡。不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便失去了使人遵守各种道德规范，抑恶扬善的驱动力量。这时，虽然人人都清楚怎么做道德，怎么做不道德，可许多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却选择不道德的行为，或者碍于身份和脸面，嘴上讲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近几年，媒体上公开曝光的一些贪官，在陈述自己失足的原因时，都谈到信仰动摇的影响，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一个人的信仰动摇了，缺失了，道德上就没有了底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便可以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只要不被抓住，什么坏事都敢干，直到东窗事发，走向毁灭。弄清楚上述道理，我们也就找到了这些年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加强道德建设，不能就道德讲道德，总是提要求，反复强调那几条道德规范，而必须从信仰抓起，切实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人只要有了信仰，特别是有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道德修养自然就会提高。
7、信仰能够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悲哀和恐惧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时刻：在此之前，只是一个孩子，天真活泼，无忧无虑，或虽因家境不好，吃过一些苦，过早地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可并不懂得生命的真实含义。有一天，因某种机缘，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会老，也要死，最终将离开这个世界，进而产生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恐惧。从这一时刻起，我们才算长大了，有了完整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死亡便如同身影，与我们的生存欲望紧紧缠绕在一起，再也挥之不去。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对任何生命体来说，死都是悲剧，而人的死亡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因为动植物虽然也会死亡，高等动物甚至还能意识到自己行将死亡，但它们并不懂得死亡的含义。唯有人才能认识到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时空无限的世界，从而领会人生的短暂，也只有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多么美好，生命如此宝贵，而这美好的生命终有一天会随风而去。所以，相对而言，人的死亡更具悲剧色彩。
对于人生必死的悲剧，古往今来，诗人们发出过无限感慨：“人生易老天难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哲人们也曾用各种类比加以描述。有人将主宰人们命运的冥冥上苍比作猫，而将个体生命比作猫捉弄的老鼠，不管老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最终也难逃猫的锋牙利爪。有人将人生比作在崎岖山路上奋力向上攀登的汽车，司机又是躲闪，又是急停，一路上排除了各种险情，不时为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洋洋自得，殊不知所走的根本是条绝路，汽车最终还要坠入悬崖。还有人将人生比作在海滩上做沙雕，人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构思，精心施工，搭建起各种美轮美奂的亭池楼阁，可过不了多久，随着海水涨潮，一切的努力都将化为虚无。应该承认，这些比喻都颇富哲理。
面对人生必死的悲剧，人会本能地产生悲哀和恐惧。这种悲哀是彻底的悲哀，因为死亡无人能免，不可抗拒，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这种恐惧也是深度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一想到不再拥有明天，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如何化解对死亡的悲哀和恐惧，就成为人生的一大问题。
常人战胜死亡的办法十分简单，那就是尽量少去想它。既然生命短暂且只有一个人生，与其整天愁眉苦脸，担心生命的结束，还不如强作欢颜，充分地占有人生，抓紧分分秒秒，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活一天，算一天，高兴一天，那怕有一天死神突然降临，也算没白来人世一遭。再说，人人都得死，怕也没有用，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就不可能有痛苦了。应该承认，普通人对死亡的这种态度很现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挺管用。但这只是暂时回避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死亡的威胁如同人的身影，我们可以有意不去看它、想它，但它却始终存在，并不时闯入我们的脑海。且不说当我们参加亲友的遗体告别仪式时，当我们祭扫先人陵墓时，当我们自己身患重病时，当我们因年龄到线退出工作岗位时，死亡的阴影会随情随景不时笼罩我们的心头。就是在一些十分喜庆的场合，死神的影子都可能不期而至。例如，儿女们成家立业，喜结良缘，按说应该是最高兴的时候吧，可当父母的为新人大喜大庆地操办完婚事后，却会突然想到，孩子们真是长大了，而自己却老了，该进入人生之剧的尾声了，不由得感慨万千，悲上心头。再如，通过毕生的努力，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在那最辉煌的一刻，也许会想到“这辈子值了”，而“这辈子”三字一出，难免又带出一丝悲凉。由此可见，用回避的办法去应对死亡的问题，虽然有效，但作用有限。
战胜死亡最管用的办法还是确立某种信仰，或者是相信某种宗教，或者是追求某种主义。所有的宗教都设想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由神灵主管的更加美好的彼岸世界。人死后，肉体虽然灭亡了，而灵魂则不朽，将在神灵的引导下，走向那个更加美好的彼岸世界。当然了，前提是你必须信教且不折不扣地按照教义去做，否则，你的灵魂就去不了好地方了，甚至有可能下地狱。不管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人的灵魂总是不死的。既然人的灵魂不死，那肉体的死亡也就没什么可怕了，无非是换一个世界、换一种活法而已。宗教应对死亡的这套办法，在常人看来既荒谬，又可笑，认为那都是迷信，理由是谁也没有进过天堂，见过上帝，彼岸世界根本无法证实。可问题恰恰在于，无法证实的东西往往也无法证伪，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去过，并不能说明天堂不存在。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有一个彼岸世界总比没有好，所以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将宝押在有神灵、有天堂这一边。这大概也是各种宗教迷信几千年来屡遭批判但却常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对主义的信仰又是另外一套思路。凡能成为人们信仰的主义，大都推出一个宏伟的事业，要求人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这一事业联系起来，为这个事业而奋斗、献身。个体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可事业却是永存的。只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之中，坚信自己的努力将长留在千秋万代的事业里，人就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从古代人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现代人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都是遵循着这一套思路。所以，对主义的信仰也能帮助人们战胜死亡。
8、信仰有助于人们找到幸福的感觉
以上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信仰与人生的关系，最后谈谈幸福问题。幸福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人人都想往幸福，追求幸福，渴望自己的一生过得幸福。因此，谈人生问题不能不扯到幸福。可究竟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得到幸福，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依我看，幸福是人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感觉。作为一种对客观的反应，幸福自然离不开客观实际，一些好的外部条件，如事业成功、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等，容易使人感到幸福，否认了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但是，绝不能简单地以为这些外部条件就是幸福。感觉毕竟是主观的东西，与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有直接关系。人的境遇相同，感觉可能完全不同。而人的感觉相同，境遇亦可能不同。现实生活正是如此。一些人各方面条件很好，看上去应该很幸福，实际上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一些外人看来很不幸的人，恰恰自我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人举过一个小例子。说美国纽约一位亿万富翁的千金，住在宫殿一般的房子里，晚上因失恋而睡不着，在金镶玉嵌的大床上辗转反侧，痛不欲生，自言自语地说：“天啊，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与此同时，离富翁豪宅不远的地方，一位露宿街头的叫花子却很惬意地睡在马路上，想到当天的乞讨遇上那么多好心人，要到了不少钱，今后一段时间可以不饿肚子了，很快便幸福地进入了梦乡。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我认为，它揭示的道理却是真实的。幸福确实是一种感觉，要追求幸福，不能只注意改善人的外部条件和境遇，更应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信仰与幸福正相关，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信仰越坚定，幸福的感觉便越明显。因为信仰能给人明确的生存意义，使人感到生活有目标，人生有价值；信仰能够给人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人正确地认识世界，妥善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信仰能够大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使人获得良心的满足和世人的敬重；信仰能够给人满足各种情感需要的精神家园，使人得到来自他人的无私关怀和帮助；信仰能够给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巨大精神力量，使人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信仰还能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悲哀和恐惧，使人超越自我，超越生命，走向永恒……人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能不感到幸福吗？
近一时期，电视上播放了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集中反映了先辈们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斗的艰难历程。看过之后，不禁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与战争年代的革命先辈比，现在的年轻人是否幸福呢？我认为，从物质生活条件上，现在肯定比过去好得多，岂止是好得多，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根本无法相比。可要论幸福的感觉，恐怕就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战争年代条件虽然艰苦，可先辈们大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为亿万劳苦大众谋幸福，因而精神上都非常充实，那怕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如果那时搞一项民意测验，问先辈们是否感到幸福，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是肯定的。如今，生活条件确实好多了，可如果我们搞同样内容的调查，问人们是否感到幸福，恐怕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动摇了、迷失了，有些年轻人甚至从来没有过信仰，不清楚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自己究竟该追求什么，因而很难找到幸福的感觉。想到这些，有时我挺同情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有了非常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可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感受这些条件的内在素质，所以始终找不到幸福的感受。这就像人吃了许多好东西，可却没有了味觉一样。现在不少老同志经常感叹时下的年轻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可光感叹又有什么用？有些家长试图通过忆苦思甜、今昔对比解决这一问题，据我所知，效果大都不理想。可见，问题的症结还在信仰上。
信仰与幸福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反面的例子加以证明。“法轮功”问题暴露后，许多同志都感到不理解，一些“法轮功”痴迷者原本都是挺好的人，家庭条件与本人境遇也不错，可自从修炼上“法轮功”，就像中了魔一样，整个儿变了一个人，学业荒废，无心工作，抛妻别子，六亲不认，全部心思都集中到李洪志的所谓法轮大法上，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也是信仰的力量，是信仰改变了这些人对幸福的认知和感受，以至外人眼中痛苦不堪的修炼，他们却从中找到了幸福。正因为他们从修炼中感受到幸福，所以一般的劝说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有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做工作，向劝说者大谈修炼的种种好处。再说多了，个别人甚至会怀疑劝说者是专门来破坏他幸福的魔，以至向亲人举起屠刀。法轮功之所以能诱惑人，一旦迷上了法轮功之所以难以解脱，道理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党要将法轮功定为邪教，而不是简单地定性为反动组织，其原因也在这里。
认清了信仰与幸福的上述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信仰教育的价值。既然幸福是对个人境遇的主观感受，要使人感到幸福，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而改变他们的人生境遇；二是帮助人们树立某种信仰，从而改变他们对幸福的感受能力。二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而我们所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则是使二者结合的最佳渠道之一。因为人们一旦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远大理想，一方面能够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个人境遇；另一方面亦能通过树立信仰，形成感受幸福的能力，从事业中、奋斗中找到幸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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