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人生（下）
李凯城 | 2007年12月10日,20:41
三、信仰危机带来的问题
前面，我们分析了信仰与人生的关系，从不同的侧面阐明了树立正确的信仰对人生幸福是多么重要。应该说，这些还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对信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越来越急迫，信仰问题更加突出了。这主要是因为：一、现代社会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多数人不再终日为衣食所愁，如何活着基本不成问题了，为什么活，怎样活等问题便凸现出来，而这类问题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解决；二、现代社会使人们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时间大量增加，更加需要通过信仰，找到一个超越现实的生活目标，以便围绕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三、现代社会明显减弱了人们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使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以及生活道路选择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可同时又使人相互隔膜，产生无依无靠的孤独感，迫切需要通过信仰，与社会、与集体、与他人重建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四、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更加需要通过信仰，获得精神支柱，提高承受能力，以应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矛盾、挫折和烦恼。
总之，科学技术越发展，物质生活越进步，人们对信仰的需求便越迫切。可恰恰是在人们最需要信仰的时候，人类的信仰世界却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原有的信仰无一例外地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有的甚至完全崩溃，而新的信仰却始终未能确立起来，以至社会上出现了巨大的信仰真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信仰危机，过去经常被人提及，这里不妨再扼要地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接受了关于“两个世界”的构想。即认为在人们肉体生存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灵魂所在的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前者是感性的、丑恶的、相对的、暂时的，而后者是理性的、美好的、绝对的、永恒的，因而后者高于前者。人生的意义、价值只能来自精神世界。后来，基督教将这一思维模式神秘化、神学化，进一步将其演化为一套完整的教义。即认为柏拉图所说的精神世界就是上帝的世界，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皈依上帝，做上帝忠实的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去赎罪，上帝是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源泉，上帝及其使者基督的言行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两千多年来，就是这么一套东西构成了西方人的信仰，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两个世界”构想基础上的基督教信仰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支撑了西方人精神大厦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动摇了。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革命导师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武器，不仅深刻批判了基督教的反动本质，而且揭示了宗教现象产生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给了传统基督教信仰致命的一击，使基督教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动摇了其作为信仰的根基。于是，有人站出来大声宣布“上帝死了”。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东方人，我们很难体会“上帝死了”对西方人精神世界造成的冲击。既然上帝死了，那也就没有彼岸世界了，每个人只有一个短暂的人生，死意味着一切都彻底结束；既然上帝死了，人的灵魂生活便失去了依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灵魂生活，人和动物没有质的区别，任何精神追求都是徒劳的；既然上帝死了，那也就没有了价值的本源，人只是极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人生目的，所谓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都是一些人编出来的，都是骗人的；既然上帝死了，那也就不用担心末日审判了，人不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怎么对自己有利就可以怎么做。总之，现代西方社会在精神生活领域所暴露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上帝死了”。
西方思想家对“上帝死了”的后果早有认识，深知人类不能没有信仰。于是，一些人提出用人来代替上帝，用人本主义来取代神本主义。他们认为，上帝虽然死了，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可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的需要就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既然没有了来世，没有了彼岸世界和永恒，那就抓紧有限的生命，多多地赚钱，尽情地享乐，把这辈子过好。而要想增加消费和享受，首先必须提高生产力，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于是，便有了占据西方人精神世界几百年的人本主义、享乐主义和科学主义。
以人本代替神本，以物质消费代替精神追求好像是解决信仰问题的办法，可实际上却经不起深入推敲。首先，以人为本的人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指作为整体的人类，还是指单个的人？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来说，显然是后者。即以人为目的就是以每个人为目的，个人是最重要的，个人的需要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个人利益加起来就是集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人类的利益。可继续追问下去，个人又是什么？若不讲集体、社会、人类，答案只能是：一个有欲望、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有限生命体。人的欲望、意识都是流动的，一个欲望满足后便会产生新的欲望，一种意识闪现后又会出现新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一束不断变化，极不确定的欲望流、意识流。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这种有限的生命，这种本身就不断变化、极不确定的欲望流、意识流，真能代替上帝，成为新的本体，成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吗？西方现代哲学家深入地探讨了这一类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上帝死了，作为主体的人也死了。
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理性、真理、意义、价值、理想、信念等所有与本体有关的东西统统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世界还能剩下什么呢？显然，只剩下了欲望和对欲望的满足。人活着就是为了个人的享乐，为此，就必须想方设法去赚钱，去征服自然，战胜同类。赚钱机器加消费动物，这就是西方社会现代人生活的全部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在精神信仰领域已走上了绝路，再也提不出能被人们奉为信仰的东西了。如果说人还有一点精神生活，那也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西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自杀、吸毒、性放纵及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以上介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精神信仰领域的状况，我们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从古代起，中国人就很少有明确的“两个世界”的概念，不大在意人死后魂归何处，而特别关注现实的人生。所以，中国人大都没有西方人那么虔诚的宗教信仰。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也有宗教，包括土生土长的道教，从国外传来、一度影响很大的佛教，主要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伊斯兰教，以及近代随帝国主义枪炮而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宗教能长时间地占据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社会上真正虔诚的宗教徒并不多，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或者说没有宗教信仰。虽说有些人也参加宗教活动，常去庙里烧香拜佛，显得一些宗教场所香火很旺，很热闹，可严格地说，他们大都不是为了精神上的信仰，而是为了现实生活利益而去求助于神灵，所以，其实质上是一种迷信。记得好象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农村一些老太太去庙里烧香，先供上二两猪头肉，恭恭敬敬地磕几个头，然后便开始向菩萨乞愿了，要求菩萨保佑她无灾无病，身体健康，保佑她的子孙个个出息，升官发财，保佑她的家庭平安和睦，添丁进口，以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但凡她能想到的好事，都要向菩萨求一求。乞愿完了，再磕几个头，起身回家，随手把二两猪头肉拎上，拿回家给老头子下酒去了。鲁迅先生说，若我是菩萨，断不会去保佑她，上那么一点贡，乞那么多的愿，做买卖都不能这么干，何况是拜佛。由此可见，烧香拜佛和宗教信仰是两回事。
中国人大多不信教，可又不能没有信仰，那么这几千年多数中国人都信仰些什么呢？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儒家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有一套相当庞大的思想体系，在此不可能展开介绍，只强调一点，即儒家学说虽然不是宗教，但却能够提供宗教信仰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功能。例如，凡是宗教都推行教主崇拜，将教主的论述奉为经典，要求信徒不折不扣地执行。儒家虽然不拜上帝、真主、佛佗一类的人格神，但却要求人们供奉天地君亲师，并将儒家代表人物的著述作为自己的经典。在宗教典籍中，教主们大都提出并阐述一些终极价值，作为芸芸众生的人生指南。儒学虽然没有神灵世界的假设，但也提出了一套立足于尘世生活的最高价值，如忠君爱国、光宗耀祖等，要求人们去认同、去追求，并在追求中体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儒学具备了上述功能，所以千百年来虽然中国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可中国人却并未感到信仰的缺失。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将自己的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了起来，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社会信仰、政治信仰被用来弥补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不足。
儒家具有准宗教的性质，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满足着人们对精神信仰的需求。可儒家思想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逐渐演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彻底地动摇了儒家正统地位的根基。人们开始怀疑儒学提倡的那一套价值观念体系，不再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信仰了。
旧的信仰动摇了，可当时进步的中国人并不感到信仰危机。因为随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新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能解答从世界本源到人生价值等各种与信仰有关的问题，完全有条件成为人们新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立即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迅速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面貌，因而迅速为追求进步的中国人所认识、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威信达到了最高点，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信仰。在随后的三十年，虽然我们党犯了一些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受了挫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内乱，可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仍然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信仰，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信仰危机。那时的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几乎是啥都缺，唯独不缺信仰，信仰危机一词是专门用来描绘西方世界的。
可是，只要我们敢于正视现实，恐怕就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是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信仰追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三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相当一批党员领导干部未能经受住考验，以权谋私，脱离群众，直到走上腐败犯罪道路，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四是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有的思想屏障已失去作用，国外各种政治思潮不断涌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提出了挑战；五是全党对新型势下思想领域的斗争重视不够，出现了明显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未能用马克思主义及时回答和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各种困惑。由于以上这些情况的出现，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全社会性的信仰危机。
总之，正常的人生需要信仰，现代社会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可现实生活中，信仰世界却是一片混乱，传统的信仰无一例外受到严峻挑战，而新的信仰又未能及时确立起来。供需如此不平衡，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说，当前人们在信仰方面出现了四种情况。
最常见的情况是不再追求信仰了，转而追求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既然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可信，那就只有相信自己了；既然人生本无目的，那么自我就成为目的，自我就是一切；既然没有了来世和彼岸世界，那就抓紧时间，充分占有、利用和享受这有限的人生。而所谓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无非是三个方面或者说三条路。一是走仕途，谋求当大官；二是去经商，力争发大财；三是做学问，著书立说，成名成家。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黄、黑三道。
从表面上看，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是非常现实的选择。红、黄、黑三道无论哪一条走通了，都可以名利双收，无愧人生。一方面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使自己及家人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能得到个人心理上的满足，感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人有了事业追求，生活中就有了奋斗目标，有了前进动力，精神上一般也不会空虚。而且，个人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天下的钱赚不完，当官的瘾过不够，做学问更是没有尽头，足够让人们为之奋斗一辈子的。物质上很实惠，精神上也不颓废，追求事业似乎是人们失去信仰后解决安身立命问题的最佳选择了。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人鼓吹个人奋斗，渴望事业成功，其道理就在这里。可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真能够取代信仰吗？我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一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遭遇困难，经受挫折，付出代价，甚至出现事业停滞不前的时候。如做生意有赚就有赔，不可能有常胜将军，商场如战场，处处有陷阱，稍不留意就可能让你倾家荡产；走仕途如同爬金字塔，越往上位置越少，竞争越激烈，每个人都会有职务再也升不上去的那一天；做学问的路虽宽一些，可人的创新精神也是有限的，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的时候，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拿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如果没有信仰做支撑，人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觉得自己过去白干了，得不偿失，认为自己全完了，走到头了，今后没希望了。一些商人之所以破产后自杀，一些官员之所以离任前后异常烦恼，一些学者科学家之所以落伍后一蹶不振，原因就在这里。相反，有信仰的人就大不一样，他会以一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在他看来，为信仰而奋斗是神圣的、不图回报的，奋斗中遇到困难和挫折非常正常，付出代价也在所难免。正因为有困难，所以才需要去奋斗，正是因为奋斗有牺牲，才显示出信仰的价值。能看到奋斗的结果固然好，即便看不到也无怨无愧，因而永远不会有灰心失意的那一天。
二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因为在为个人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往往是直接对立的。商场上，一个人的所得很可能是许多人的所失；官场上，一个人升上去了，就意味着其他人上不去了；做学问的人之间也会有竞争，也难免门户之见、文人相轻。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的成功，势必造成相互关系的对立和紧张，引起嫉妒、猜疑、勾心斗角、相互算计，给人生带来无穷的烦恼。即便通过心机加上机遇，个人在竞争中得到了成功，可同时也会失去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与个人奋斗不同，信仰一定是集体的事业，要靠众人共同努力去实现。在为共同信仰而奋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同生死，共患难，结下深厚的友情。而这种基于共同事业的、不带任何功利的友情，恰恰是人最需要的东西，是多少钱也买不来，多少知识也换不到，多大权力也无法占有的。
三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很容易导致以个人为中心，个人至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而走上邪路。例如现在商场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走正路子赚钱很不容易，一些人一心想发财，可又没有真本事，加上没有信仰支撑的道德底线，于是就去搞邪门歪道，搞造假、走私、行贿那一套。又如现在当官也不容易，工作上要求很高，可规定内的物质待遇却比较低，二者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心理失衡，用权力为自己捞好处，一而再，再而三，胆子越来越大，直到把自己送进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而在有信仰的人中，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四是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成功以后又怎么样”。在人们未成功时，成功就是目的，可一旦成功后，人们才发现，成功本身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例如，当人们下海时，赚钱就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赚钱。可一旦人发了财，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以后，就会面临赚钱为什么的问题。如果他有信仰，便会把钱用在信仰所要求的方面，如果他赚钱只是为了个人生活享受，照理他就该不干了，或想方设法将到手的钱挥霍出去，于是便讲排场，比阔气，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从表面上看，这种生活很潇洒，令人羡慕，实际上他们只是挣钱机器加上消费动物，其内心的感觉并不好。用一些人的话来说，穷得只剩下钱了。
总之，个人事业的成功很有诱惑力，似乎可以取代信仰成为人们新的追求，似乎外在的匆忙和喧嚣能麻痹内心的不安，财产和知识的富裕可填补精神的贫困。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是有限的，个人的事业也是有限的，再辉煌的个人事业也会随着个体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与人的生命相比，任何个人名利都显得太轻微，都不足以耗尽生命为之奋斗。可如果什么都不追求，都不去做，岂不更是对生命的浪费。这就是为个人事业奋斗中最深刻的、靠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悖论。
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干成一番事业的人只是少数，多数人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即使有这份心，也未必有这个命。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自甘平庸、讲求实际的小人物。他们精神上没有追求，物质上又追求不到，只好沉沦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养家糊口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三饱两倒”、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活本身如此艰难，上有老，下有小，上学、治病、买房、养老，事事处处都要钱，而自己却随时都有下岗的可能，能凑合地活下去已属不易，岂敢对生活抱过高奢望，只求能找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的职业，想办法多挣一点钱，尽量将生活安排得好一些，无灾无病，平平安安。如有空闲，那就看看电视，打打麻将，走亲访友聊聊天。他们在生活中有数不清的苦恼，对社会不公和各种丑恶现象也非常不满，可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反过来提高自身的心理平衡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凑凑合合，得过且过，跟着感觉走，没事偷着乐。他们非常讲究实际，对信念、理想、主义一类的东西一点不感兴趣，“什么信仰不信仰的，信仰又不能当饭吃，没有信仰照样过日子”，“什么灵魂得救、彼岸世界，这辈子的事都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功夫考虑下辈子的事。”如果说第一类人还有个人理想、事业追求，还有对未来的美好期望，那么这些生活重压下的小人物，大都实际得连这方面的幻想都没有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有点出息，长大后出人头地，能过上好日子，自己好多少沾点光。追求个人事业如能成功，还有机会潇潇洒洒地享受人生，可对这些小人物来说，每天只是打发时光，消磨岁月，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是一切。
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谁也不愿意过这种平淡无奇、毫无希望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小人物最相信命运，最希望生活中能有奇迹发生，别看他们钱不多，可对彩票一类的东西却十分着迷，买起来大方得很。小人物也最容易受宗教包括各种邪教的影响。如果因某一偶然的机会，他们碰上一位自称“大师”、“高人”的神秘人物，为他表演一套神奇的功法，讲述一番玄而又玄、似是而非的理论，允诺只要拜其为师，并不折不扣地遵从师傅的教导，就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小人物们很容易为之心动，信以为真，稀里糊涂地投入“大师”的怀抱，以至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法轮功及其它一些邪教组织的大多数信徒，都是这种生活平淡又不甘于平淡，缺少信仰又渴望得到拯救的小人物。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缺少干一番事业的本领和信心，可又不甘心沉沦，看到了社会上大量丑恶现象，却又说不清原因及解决办法，精神上实在找不到出路，既痛苦又无奈，于是自抱自弃，玩世不恭，干脆放弃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彻底否定理想、信念、价值、意义、道德、责任、使命等精神追求，走上一条游戏人生的道路。著名作家王朔笔下的人物就是其典型代表。王朔是九十年代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顽主》、《橡皮人》、《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等，仅从这些书名，就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倾向。王朔在作品中大量塑造了这样一种人，他们自以为看破红尘，不相信人世间还有高尚的、美好的东西，赤裸裸地追求金钱，追求享受，追求个人的利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吹牛撒谎，坑蒙拐骗，无所顾忌，不择手段。有了钱后，就纵情声色，放荡不羁，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对于社会舆论和他人的谴责，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自甘堕落，满不在乎，没皮没脸，没心没肺，以至将人的尊严彻底抛在一边，以痞子、无赖、流氓、恶棍的面孔出现，用胡说八道来调侃、消解、嘲弄一切正统的价值观念，亵渎所有美好、高尚、神圣的东西。一句话，他们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把所有人之为人的东西统统消解掉，使人彻底地粗俗化、非道德化、动物化。
应该承认，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王朔的作品还是相当成功的，目前，社会上确有一些人持这种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相当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学者对王朔及其作品持批判态度。指出王朔笔下的人物是信仰迷失后的社会怪胎，是人类精神堕落的产物。他们不但自己彻底垮掉了，以至躺在污浊中不起来，而且想方设法把其他人都拉倒。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自己沾了一身大粪，还硬要往人堆中挤，想把大家都弄得臭哄哄的。王朔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信仰危机的必然结果。从反面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多么重要。当然，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担任过文化部门领导的著名作家对王朔及其笔下人物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具有消解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的积极作用。这里暂且不去评论谁对谁错，只想强调一点，即社会发生信仰危机后，势必出现王朔笔下“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痞子英雄。
最后一种情况是转向宗教，以宗教作为自己新的信仰。 据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同志介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国内信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传统宗教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现已达到一亿多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８%－１０%。这个数字还只是比较正式的教徒人数，不包括有一定宗教倾向，偶尔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者，后者的数目肯定大得多。香港一份杂志分析，中国的佛教徒大约有一亿三千万，天主教、基督教徒约六千万，伊斯兰教徒四千万，道教徒和信仰各种民间宗教的也在一亿以上。加在一起，信教者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然，这一数字可能不准确，但近些年社会上宗教影响不断扩大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全国各地的各种宗教场馆越修越多，而且香火都很旺就是有力的证明。参观这些宗教场所时我们常能发现，信徒的成分也已发生变化，一些衣冠楚楚、显得很有身份的人，一些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甚至个别党政干部、现役军人，也加入了虔信者的行列，这就更加突出了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信教人数的增加，而在于现在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对宗教信仰公开持肯定、鼓励的态度。他们提出，既然人总要信点什么，而原有的那一套正统的东西又不能令人信服，与其什么都不信，还不如让人们信奉宗教。一个人若真信了教，精神便有了寄托，道德就有了根基，最起码不会去干坏事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国民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有关，因此，要想拯救中国，造福于中国百姓，当前最需要做的是想办法让人们尽可能地去信教，而且佛教、道教等太中国化的宗教都不一定行，最好是信天主教、基督教等洋教。这种看法虽然有些极端，不能代表思想舆论界主流，可它能提出并公开发表，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宗教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近些年社会上各种邪教包括以功法面目出现的邪教也大量滋生蔓延。仅媒体上公开披露的就有主神教、三元教、灵灵教、门徒会、新约教会、天父的儿子、观音法门等，而其中影响最大、破坏性也最大的要数法轮功了。中央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我认为非常准确。邪教也是教，凡邪教一般都具有宗教的某些特征，能满足人们对精神信仰的需求，所以才能欺骗人、吸引人，使人痴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定法轮功为邪教，是因为它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信徒的身心健康，破坏人们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法轮功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都很大，所以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本开文开始时，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李洪志这么一个文化素质并不高的江湖骗子，靠东拼西凑编出一套荒诞无稽、漏洞百出的歪理邪说，竟能使那么多人，包括一些文化层次很高的人上当受骗，为之倾倒、痴迷，直至做出伤害亲人、对抗政府、跳楼自焚一类的事情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讲清了信仰与人生的关系，认识到信仰生活对人的重要意义之后，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再去看李洪志的那一套法轮大法，就会发现李洪志还是很有心计的，虽然他编出来的东西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但却很有针对性。一些在信仰方面饥不择食的人因此而上当受骗，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
信了邪教后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不用多说了。我们党同法轮功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我认为，光批倒批臭一个李洪志，取缔法轮功一类的邪教组织还是不够的，这些仅是治表。关键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仰，这才是治本。治表是必要的，但只能管一时一事，治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今天我们破解了一个法轮功，今后保不准又会有新的邪教组织冒出来。
信仰很重要，信错了不得了。至于我们应该树立什么信仰，怎样才能坚定地树立起正确的信仰，留待我们一起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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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兵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