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城的博客

亮红色管理之剑

likaicheng — Sat, 26 January 2008 13:46:37 +0800

亮红色管理之剑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从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吸取智慧。近些年我们在引进学习国外管理经验时受到一些启发，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一些现实难题。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已然形成格局，要寻求管理上的超越和创新，需要将中国自己的管理之道挖掘出来。

回顾2007年，管理界似乎并未出现新的热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些年西方的管理思想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受到了挑战, 2008年，管理界的热点将是什么？一些专家预测，凝聚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管理思想与智慧的“红色管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2008红色管理年系列课程安排

1月27日   领军之道篇 《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3月30日   指挥思想篇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5月25日   带兵经验篇 《带兵要诀与企管方法》
9月21日   伟人风采篇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的为人处事之道》
10月26日 参观见学篇 《参观大庆、红九连、古田等》
11月23日 领导艺术篇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领军

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和发展在人类军事史、战争史和管理史上都是奇迹。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和发展在人类军事史、战争史和管理史上都是奇迹。80年前，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失败后不足千人的队伍初上井冈山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么一支弱小的疲敝之师，短短22年后，竟发展成为雄视天下、无坚不摧的百万雄师，不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而且在朝鲜战场上打得不可一世的、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都不得不乖乖座到谈判桌前。

巨大的成功背后必然有值得总结、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所以，多年来国内外的专家一直在探讨学习解放军的成功之处。这方面的成果很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在这支部队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员。

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可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历史上的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CCTV-7正在热播“毛泽东的领军之道”堪称中国企业家的智慧盛宴。

首讲领军之道篇：　

领军之道不仅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深入剖析了解放军的管理经验，而且从当前企业管理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出发，指出当年毛泽东创建和管理人民军队时，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他是如何解决的，毛泽东的管理思路与西方最新的管理思想有何异同。企业家可以从大师们的深刻思想和成功经验中获得哪些启示。

如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思想文化是怎样落地的；怎样防止叛军、叛将；如何打造“铁的纪律”；“狼的文化”是怎样形成的；管理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如何建立良好的内部人际关系；如何塑造组织的外部形象等。这些管理思想对各行各业的领导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领军之道》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主讲人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中国兵器、中国航天、大庆、美的、联想、塞特以及济南、长春、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受到企业家们的热烈欢迎。

参会对象：

·国有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企业文化主管

·优秀民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

·各行业优秀的高级管理者、职业经理人

·国际企业在华高层管理者

时间：2008年1月27日

地点：清华大学创新大厦二层多功能厅

主办单位：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

联合主办: 清华园企业家商会

八一特训营

承办单位：北京金色畅想伟业科贸有限公司

邀请嘉宾名单：

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孙安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罗京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

迟长胜：国家发改委国际经济研究室执行主任

田永清：“军中儒将”、总参兵种部原政委、少将军衔

龚银坤：总装备部某基地副政委、少将军衔

汪江淮：国防大学军事指挥教研室主任、少将军衔

李炳彦：我军军事谋略学学科奠基者、军事谋略首席专家、少将军衔

朱国林：国防大学教授、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占和：陆军航空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

吴杰：北京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会长

马兰霞：北京市工商联常务副会长

江述高：北京市工商联宣教处处长

李建军：北京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林冠瑾：北京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

李先耀：清华大学原纪委副书记

黄建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骆建彬：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主任

张超中：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常务副主任

付明智：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副主任

唐商：总裁同学联谊会秘书长

李志杰：中国宗教协会秘书长　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马云：阿里巴巴董事长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

华赞：美国未来趋势集团总裁，国际商业论坛（IBF）副会长
马晓霖: 博联社总裁

范逸群：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副总裁
卞华舵：中科招商基金执行副总裁《中国企业向谁学习》作者
媒体支持：

CCTV-7 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经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

中国企业家搜狐新浪博联社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管理评论中国商业评论

中国经济时报济南日报财经时报中国新闻周刊人力资源管理财经界管理学家

北京晚报上海要闻中国企业导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主讲专家：
　　李凯城，曾任总参政治部研究室主任、总参政治部办公室副秘书长、师副政委、《政工研究》总编等职。著有《领军之道》、《用心去讲》、《把理讲透》等著作。入伍三十多年来，先后在基层部队、院校、机关、科研院所等十多个单位工作，在总部机关任职十四年，参与过许多重要文件起草，发表过一些有教大影响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并多次获奖。经常应邀为部队、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做管理理论等方面的报告。

热烈欢迎博联社的博友们在1月27号到现场和我一起来探讨中国式管理的正确道路!

信仰与人生（下）

likaicheng — Mon, 10 December 2007 20:41:48 +0800

三、信仰危机带来的问题

　　前面，我们分析了信仰与人生的关系，从不同的侧面阐明了树立正确的信仰对人生幸福是多么重要。应该说，这些还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对信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越来越急迫，信仰问题更加突出了。这主要是因为：一、现代社会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多数人不再终日为衣食所愁，如何活着基本不成问题了，为什么活，怎样活等问题便凸现出来，而这类问题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解决；二、现代社会使人们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时间大量增加，更加需要通过信仰，找到一个超越现实的生活目标，以便围绕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三、现代社会明显减弱了人们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使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以及生活道路选择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可同时又使人相互隔膜，产生无依无靠的孤独感，迫切需要通过信仰，与社会、与集体、与他人重建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四、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更加需要通过信仰，获得精神支柱，提高承受能力，以应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矛盾、挫折和烦恼。

　　总之，科学技术越发展，物质生活越进步，人们对信仰的需求便越迫切。可恰恰是在人们最需要信仰的时候，人类的信仰世界却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原有的信仰无一例外地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有的甚至完全崩溃，而新的信仰却始终未能确立起来，以至社会上出现了巨大的信仰真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信仰危机，过去经常被人提及，这里不妨再扼要地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接受了关于“两个世界”的构想。即认为在人们肉体生存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灵魂所在的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前者是感性的、丑恶的、相对的、暂时的，而后者是理性的、美好的、绝对的、永恒的，因而后者高于前者。人生的意义、价值只能来自精神世界。后来，基督教将这一思维模式神秘化、神学化，进一步将其演化为一套完整的教义。即认为柏拉图所说的精神世界就是上帝的世界，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皈依上帝，做上帝忠实的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去赎罪，上帝是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源泉，上帝及其使者基督的言行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两千多年来，就是这么一套东西构成了西方人的信仰，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两个世界”构想基础上的基督教信仰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支撑了西方人精神大厦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动摇了。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革命导师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武器，不仅深刻批判了基督教的反动本质，而且揭示了宗教现象产生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给了传统基督教信仰致命的一击，使基督教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动摇了其作为信仰的根基。于是，有人站出来大声宣布“上帝死了”。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东方人，我们很难体会“上帝死了”对西方人精神世界造成的冲击。既然上帝死了，那也就没有彼岸世界了，每个人只有一个短暂的人生，死意味着一切都彻底结束；既然上帝死了，人的灵魂生活便失去了依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灵魂生活，人和动物没有质的区别，任何精神追求都是徒劳的；既然上帝死了，那也就没有了价值的本源，人只是极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人生目的，所谓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都是一些人编出来的，都是骗人的；既然上帝死了，那也就不用担心末日审判了，人不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怎么对自己有利就可以怎么做。总之，现代西方社会在精神生活领域所暴露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上帝死了”。

　　西方思想家对“上帝死了”的后果早有认识，深知人类不能没有信仰。于是，一些人提出用人来代替上帝，用人本主义来取代神本主义。他们认为，上帝虽然死了，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可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的需要就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既然没有了来世，没有了彼岸世界和永恒，那就抓紧有限的生命，多多地赚钱，尽情地享乐，把这辈子过好。而要想增加消费和享受，首先必须提高生产力，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于是，便有了占据西方人精神世界几百年的人本主义、享乐主义和科学主义。

　　以人本代替神本，以物质消费代替精神追求好像是解决信仰问题的办法，可实际上却经不起深入推敲。首先，以人为本的人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指作为整体的人类，还是指单个的人？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来说，显然是后者。即以人为目的就是以每个人为目的，个人是最重要的，个人的需要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个人利益加起来就是集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人类的利益。可继续追问下去，个人又是什么？若不讲集体、社会、人类，答案只能是：一个有欲望、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有限生命体。人的欲望、意识都是流动的，一个欲望满足后便会产生新的欲望，一种意识闪现后又会出现新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一束不断变化，极不确定的欲望流、意识流。这也就带来一个问题：这种有限的生命，这种本身就不断变化、极不确定的欲望流、意识流，真能代替上帝，成为新的本体，成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吗？西方现代哲学家深入地探讨了这一类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上帝死了，作为主体的人也死了。

　　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理性、真理、意义、价值、理想、信念等所有与本体有关的东西统统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世界还能剩下什么呢？显然，只剩下了欲望和对欲望的满足。人活着就是为了个人的享乐，为此，就必须想方设法去赚钱，去征服自然，战胜同类。赚钱机器加消费动物，这就是西方社会现代人生活的全部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在精神信仰领域已走上了绝路，再也提不出能被人们奉为信仰的东西了。如果说人还有一点精神生活，那也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西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自杀、吸毒、性放纵及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以上介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精神信仰领域的状况，我们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从古代起，中国人就很少有明确的“两个世界”的概念，不大在意人死后魂归何处，而特别关注现实的人生。所以，中国人大都没有西方人那么虔诚的宗教信仰。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也有宗教，包括土生土长的道教，从国外传来、一度影响很大的佛教，主要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伊斯兰教，以及近代随帝国主义枪炮而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宗教能长时间地占据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社会上真正虔诚的宗教徒并不多，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或者说没有宗教信仰。虽说有些人也参加宗教活动，常去庙里烧香拜佛，显得一些宗教场所香火很旺，很热闹，可严格地说，他们大都不是为了精神上的信仰，而是为了现实生活利益而去求助于神灵，所以，其实质上是一种迷信。记得好象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农村一些老太太去庙里烧香，先供上二两猪头肉，恭恭敬敬地磕几个头，然后便开始向菩萨乞愿了，要求菩萨保佑她无灾无病，身体健康，保佑她的子孙个个出息，升官发财，保佑她的家庭平安和睦，添丁进口，以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但凡她能想到的好事，都要向菩萨求一求。乞愿完了，再磕几个头，起身回家，随手把二两猪头肉拎上，拿回家给老头子下酒去了。鲁迅先生说，若我是菩萨，断不会去保佑她，上那么一点贡，乞那么多的愿，做买卖都不能这么干，何况是拜佛。由此可见，烧香拜佛和宗教信仰是两回事。

　　中国人大多不信教，可又不能没有信仰，那么这几千年多数中国人都信仰些什么呢？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儒家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有一套相当庞大的思想体系，在此不可能展开介绍，只强调一点，即儒家学说虽然不是宗教，但却能够提供宗教信仰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功能。例如，凡是宗教都推行教主崇拜，将教主的论述奉为经典，要求信徒不折不扣地执行。儒家虽然不拜上帝、真主、佛佗一类的人格神，但却要求人们供奉天地君亲师，并将儒家代表人物的著述作为自己的经典。在宗教典籍中，教主们大都提出并阐述一些终极价值，作为芸芸众生的人生指南。儒学虽然没有神灵世界的假设，但也提出了一套立足于尘世生活的最高价值，如忠君爱国、光宗耀祖等，要求人们去认同、去追求，并在追求中体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正因为儒学具备了上述功能，所以千百年来虽然中国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可中国人却并未感到信仰的缺失。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将自己的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了起来，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社会信仰、政治信仰被用来弥补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不足。

　　儒家具有准宗教的性质，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满足着人们对精神信仰的需求。可儒家思想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逐渐演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彻底地动摇了儒家正统地位的根基。人们开始怀疑儒学提倡的那一套价值观念体系，不再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信仰了。

　　旧的信仰动摇了，可当时进步的中国人并不感到信仰危机。因为随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新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能解答从世界本源到人生价值等各种与信仰有关的问题，完全有条件成为人们新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立即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迅速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面貌，因而迅速为追求进步的中国人所认识、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威信达到了最高点，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信仰。在随后的三十年，虽然我们党犯了一些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遭受了挫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内乱，可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仍然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信仰，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信仰危机。那时的中国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几乎是啥都缺，唯独不缺信仰，信仰危机一词是专门用来描绘西方世界的。

　　可是，只要我们敢于正视现实，恐怕就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的信仰世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是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信仰追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三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相当一批党员领导干部未能经受住考验，以权谋私，脱离群众，直到走上腐败犯罪道路，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四是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有的思想屏障已失去作用，国外各种政治思潮不断涌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提出了挑战；五是全党对新型势下思想领域的斗争重视不够，出现了明显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未能用马克思主义及时回答和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各种困惑。由于以上这些情况的出现，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全社会性的信仰危机。

　　总之，正常的人生需要信仰，现代社会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可现实生活中，信仰世界却是一片混乱，传统的信仰无一例外受到严峻挑战，而新的信仰又未能及时确立起来。供需如此不平衡，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说，当前人们在信仰方面出现了四种情况。

　　最常见的情况是不再追求信仰了，转而追求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既然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可信，那就只有相信自己了；既然人生本无目的，那么自我就成为目的，自我就是一切；既然没有了来世和彼岸世界，那就抓紧时间，充分占有、利用和享受这有限的人生。而所谓个人事业上的成功，无非是三个方面或者说三条路。一是走仕途，谋求当大官；二是去经商，力争发大财；三是做学问，著书立说，成名成家。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黄、黑三道。

从表面上看，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是非常现实的选择。红、黄、黑三道无论哪一条走通了，都可以名利双收，无愧人生。一方面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使自己及家人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能得到个人心理上的满足，感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人有了事业追求，生活中就有了奋斗目标，有了前进动力，精神上一般也不会空虚。而且，个人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天下的钱赚不完，当官的瘾过不够，做学问更是没有尽头，足够让人们为之奋斗一辈子的。物质上很实惠，精神上也不颓废，追求事业似乎是人们失去信仰后解决安身立命问题的最佳选择了。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人鼓吹个人奋斗，渴望事业成功，其道理就在这里。可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真能够取代信仰吗？我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一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遭遇困难，经受挫折，付出代价，甚至出现事业停滞不前的时候。如做生意有赚就有赔，不可能有常胜将军，商场如战场，处处有陷阱，稍不留意就可能让你倾家荡产；走仕途如同爬金字塔，越往上位置越少，竞争越激烈，每个人都会有职务再也升不上去的那一天；做学问的路虽宽一些，可人的创新精神也是有限的，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的时候，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拿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如果没有信仰做支撑，人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觉得自己过去白干了，得不偿失，认为自己全完了，走到头了，今后没希望了。一些商人之所以破产后自杀，一些官员之所以离任前后异常烦恼，一些学者科学家之所以落伍后一蹶不振，原因就在这里。相反，有信仰的人就大不一样，他会以一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在他看来，为信仰而奋斗是神圣的、不图回报的，奋斗中遇到困难和挫折非常正常，付出代价也在所难免。正因为有困难，所以才需要去奋斗，正是因为奋斗有牺牲，才显示出信仰的价值。能看到奋斗的结果固然好，即便看不到也无怨无愧，因而永远不会有灰心失意的那一天。

　　二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因为在为个人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往往是直接对立的。商场上，一个人的所得很可能是许多人的所失；官场上，一个人升上去了，就意味着其他人上不去了；做学问的人之间也会有竞争，也难免门户之见、文人相轻。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的成功，势必造成相互关系的对立和紧张，引起嫉妒、猜疑、勾心斗角、相互算计，给人生带来无穷的烦恼。即便通过心机加上机遇，个人在竞争中得到了成功，可同时也会失去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与个人奋斗不同，信仰一定是集体的事业，要靠众人共同努力去实现。在为共同信仰而奋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同生死，共患难，结下深厚的友情。而这种基于共同事业的、不带任何功利的友情，恰恰是人最需要的东西，是多少钱也买不来，多少知识也换不到，多大权力也无法占有的。

　　三是对个人事业的追求很容易导致以个人为中心，个人至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而走上邪路。例如现在商场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走正路子赚钱很不容易，一些人一心想发财，可又没有真本事，加上没有信仰支撑的道德底线，于是就去搞邪门歪道，搞造假、走私、行贿那一套。又如现在当官也不容易，工作上要求很高，可规定内的物质待遇却比较低，二者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心理失衡，用权力为自己捞好处，一而再，再而三，胆子越来越大，直到把自己送进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而在有信仰的人中，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四是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成功以后又怎么样”。在人们未成功时，成功就是目的，可一旦成功后，人们才发现，成功本身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例如，当人们下海时，赚钱就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赚钱。可一旦人发了财，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以后，就会面临赚钱为什么的问题。如果他有信仰，便会把钱用在信仰所要求的方面，如果他赚钱只是为了个人生活享受，照理他就该不干了，或想方设法将到手的钱挥霍出去，于是便讲排场，比阔气，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从表面上看，这种生活很潇洒，令人羡慕，实际上他们只是挣钱机器加上消费动物，其内心的感觉并不好。用一些人的话来说，穷得只剩下钱了。

　　总之，个人事业的成功很有诱惑力，似乎可以取代信仰成为人们新的追求，似乎外在的匆忙和喧嚣能麻痹内心的不安，财产和知识的富裕可填补精神的贫困。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是有限的，个人的事业也是有限的，再辉煌的个人事业也会随着个体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与人的生命相比，任何个人名利都显得太轻微，都不足以耗尽生命为之奋斗。可如果什么都不追求，都不去做，岂不更是对生命的浪费。这就是为个人事业奋斗中最深刻的、靠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悖论。

　　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干成一番事业的人只是少数，多数人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即使有这份心，也未必有这个命。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自甘平庸、讲求实际的小人物。他们精神上没有追求，物质上又追求不到，只好沉沦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养家糊口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三饱两倒”、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生活本身如此艰难，上有老，下有小，上学、治病、买房、养老，事事处处都要钱，而自己却随时都有下岗的可能，能凑合地活下去已属不易，岂敢对生活抱过高奢望，只求能找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的职业，想办法多挣一点钱，尽量将生活安排得好一些，无灾无病，平平安安。如有空闲，那就看看电视，打打麻将，走亲访友聊聊天。他们在生活中有数不清的苦恼，对社会不公和各种丑恶现象也非常不满，可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反过来提高自身的心理平衡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凑凑合合，得过且过，跟着感觉走，没事偷着乐。他们非常讲究实际，对信念、理想、主义一类的东西一点不感兴趣，“什么信仰不信仰的，信仰又不能当饭吃，没有信仰照样过日子”，“什么灵魂得救、彼岸世界，这辈子的事都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功夫考虑下辈子的事。”如果说第一类人还有个人理想、事业追求，还有对未来的美好期望，那么这些生活重压下的小人物，大都实际得连这方面的幻想都没有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能有点出息，长大后出人头地，能过上好日子，自己好多少沾点光。追求个人事业如能成功，还有机会潇潇洒洒地享受人生，可对这些小人物来说，每天只是打发时光，消磨岁月，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是一切。

　　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谁也不愿意过这种平淡无奇、毫无希望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小人物最相信命运，最希望生活中能有奇迹发生，别看他们钱不多，可对彩票一类的东西却十分着迷，买起来大方得很。小人物也最容易受宗教包括各种邪教的影响。如果因某一偶然的机会，他们碰上一位自称“大师”、“高人”的神秘人物，为他表演一套神奇的功法，讲述一番玄而又玄、似是而非的理论，允诺只要拜其为师，并不折不扣地遵从师傅的教导，就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小人物们很容易为之心动，信以为真，稀里糊涂地投入“大师”的怀抱，以至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法轮功及其它一些邪教组织的大多数信徒，都是这种生活平淡又不甘于平淡，缺少信仰又渴望得到拯救的小人物。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人，他们缺少干一番事业的本领和信心，可又不甘心沉沦，看到了社会上大量丑恶现象，却又说不清原因及解决办法，精神上实在找不到出路，既痛苦又无奈，于是自抱自弃，玩世不恭，干脆放弃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彻底否定理想、信念、价值、意义、道德、责任、使命等精神追求，走上一条游戏人生的道路。著名作家王朔笔下的人物就是其典型代表。王朔是九十年代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顽主》、《橡皮人》、《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等，仅从这些书名，就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倾向。王朔在作品中大量塑造了这样一种人，他们自以为看破红尘，不相信人世间还有高尚的、美好的东西，赤裸裸地追求金钱，追求享受，追求个人的利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吹牛撒谎，坑蒙拐骗，无所顾忌，不择手段。有了钱后，就纵情声色，放荡不羁，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对于社会舆论和他人的谴责，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自甘堕落，满不在乎，没皮没脸，没心没肺，以至将人的尊严彻底抛在一边，以痞子、无赖、流氓、恶棍的面孔出现，用胡说八道来调侃、消解、嘲弄一切正统的价值观念，亵渎所有美好、高尚、神圣的东西。一句话，他们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把所有人之为人的东西统统消解掉，使人彻底地粗俗化、非道德化、动物化。

　　应该承认，从塑造人物的角度看，王朔的作品还是相当成功的，目前，社会上确有一些人持这种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相当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学者对王朔及其作品持批判态度。指出王朔笔下的人物是信仰迷失后的社会怪胎，是人类精神堕落的产物。他们不但自己彻底垮掉了，以至躺在污浊中不起来，而且想方设法把其他人都拉倒。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自己沾了一身大粪，还硬要往人堆中挤，想把大家都弄得臭哄哄的。王朔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信仰危机的必然结果。从反面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多么重要。当然，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一些人包括曾担任过文化部门领导的著名作家对王朔及其笔下人物持肯定态度，认为他们具有消解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的积极作用。这里暂且不去评论谁对谁错，只想强调一点，即社会发生信仰危机后，势必出现王朔笔下“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痞子英雄。

　　最后一种情况是转向宗教，以宗教作为自己新的信仰。　　据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同志介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国内信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传统宗教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现已达到一亿多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８%－１０%。这个数字还只是比较正式的教徒人数，不包括有一定宗教倾向，偶尔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者，后者的数目肯定大得多。香港一份杂志分析，中国的佛教徒大约有一亿三千万，天主教、基督教徒约六千万，伊斯兰教徒四千万，道教徒和信仰各种民间宗教的也在一亿以上。加在一起，信教者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然，这一数字可能不准确，但近些年社会上宗教影响不断扩大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全国各地的各种宗教场馆越修越多，而且香火都很旺就是有力的证明。参观这些宗教场所时我们常能发现，信徒的成分也已发生变化，一些衣冠楚楚、显得很有身份的人，一些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甚至个别党政干部、现役军人，也加入了虔信者的行列，这就更加突出了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信教人数的增加，而在于现在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对宗教信仰公开持肯定、鼓励的态度。他们提出，既然人总要信点什么，而原有的那一套正统的东西又不能令人信服，与其什么都不信，还不如让人们信奉宗教。一个人若真信了教，精神便有了寄托，道德就有了根基，最起码不会去干坏事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国民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有关，因此，要想拯救中国，造福于中国百姓，当前最需要做的是想办法让人们尽可能地去信教，而且佛教、道教等太中国化的宗教都不一定行，最好是信天主教、基督教等洋教。这种看法虽然有些极端，不能代表思想舆论界主流，可它能提出并公开发表，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宗教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近些年社会上各种邪教包括以功法面目出现的邪教也大量滋生蔓延。仅媒体上公开披露的就有主神教、三元教、灵灵教、门徒会、新约教会、天父的儿子、观音法门等，而其中影响最大、破坏性也最大的要数法轮功了。中央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我认为非常准确。邪教也是教，凡邪教一般都具有宗教的某些特征，能满足人们对精神信仰的需求，所以才能欺骗人、吸引人，使人痴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定法轮功为邪教，是因为它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损害信徒的身心健康，破坏人们的幸福生活。正是因为法轮功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都很大，所以才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本开文开始时，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李洪志这么一个文化素质并不高的江湖骗子，靠东拼西凑编出一套荒诞无稽、漏洞百出的歪理邪说，竟能使那么多人，包括一些文化层次很高的人上当受骗，为之倾倒、痴迷，直至做出伤害亲人、对抗政府、跳楼自焚一类的事情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讲清了信仰与人生的关系，认识到信仰生活对人的重要意义之后，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再去看李洪志的那一套法轮大法，就会发现李洪志还是很有心计的，虽然他编出来的东西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但却很有针对性。一些在信仰方面饥不择食的人因此而上当受骗，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

　　信了邪教后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不用多说了。我们党同法轮功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我认为，光批倒批臭一个李洪志，取缔法轮功一类的邪教组织还是不够的，这些仅是治表。关键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仰，这才是治本。治表是必要的，但只能管一时一事，治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今天我们破解了一个法轮功，今后保不准又会有新的邪教组织冒出来。

　　信仰很重要，信错了不得了。至于我们应该树立什么信仰，怎样才能坚定地树立起正确的信仰，留待我们一起讨论吧。

信仰与人生（中）

likaicheng — Mon, 10 December 2007 20:32:37 +0800

5、信仰能够构建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精神家园

　　前些年，社会上曾流行过一首歌，歌名为“我想有个家”。歌中唱道：“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这首歌朴实、真挚、缠绵、感人，充分表达了现代人渴望回归家庭的真实情感，让无数歌者、听者为之动容。是的，人人都想有个家，可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人一定要有家呢？有的同志说，这还不清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家。我认为，这种回答虽不错，可并没有讲到点子上。因为，恰恰是现代社会使人们经济上越来越独立，生活上越来越方便，完全可以脱离家庭而独自生活。现代人歌唱家庭，赞美家庭，呼唤回归家庭，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情感上的需要，包括认同归属的需要、交流勾通的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自我实现并被他人认可的需要，等等。这些需要都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其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人生的幸福美满，而家庭则是满足人们情感需要最主要的地方。

　　如果将能够满足人们情感需要的地方称作家，那么信仰就是人类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家园。对于真正有信仰的人来说，各种情感需要都可以通过信仰的渠道得到满足。例如，人都有认同和归属的需要，即希望能加入一个优秀的团体，通过努力被众人所接受，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和大家一起同荣辱、共命运，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当个人做出成绩时，能得到集体和他人的认可；而当个人遇到困难时，也能得到大家的全力帮助。显然，信仰即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在信徒中建立有各种组织，并且提供一定的场所，规定一些仪式，让教徒在其中活动，努力在组织内部营建一种家的氛围。人们入了教，就像加入一个大家庭，有一种明显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主义的信仰也有同样效果。拿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党组织也像一个大家庭，加入了组织就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个人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自觉服从组织安排，积极为组织的发展做贡献，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而组织上也非常关心每个同志的成长进步和安危冷暖。找到了组织就像回到了家的情景，大家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恐怕都见到过，我认为，那是非常真实的。

　　再如，人都有情感交流的需要，即希望能有一些知己、挚友，能经常在一起倾心交谈，互诉衷肠，成功时有人分享喜悦，不幸时有人分担痛苦。对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孤独，而最可悲的是喧嚣中的孤独，即表面上看朋友很多，谁都认识，彼此之间礼尚往来，互相关照，称兄道弟，亲亲热热，可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是知心朋友，没有一个能讲真话、讲知心话的地方。一般来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好朋友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是，通过信仰，人却可以一下子获得一大批知音或知己。因为，在教友之间，在真正的同志之间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能够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胜过任何朋友和亲人，甚至过去莫不相识，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能将相互之间的关系拉得很近很近。这种现象近些年不多见了，我们已很难体味。可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信仰失去了这一促进情感交流的功能，而在于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本身动摇了，模糊了，因而“同志”称谓中的情感份量大大减轻。

　　又如，人还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有限的人生中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并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众人的敬重。从表面上看，自我实现只是个人的事情，其实它也与信仰有关。因为现实生活中，虽然人人都渴望成功，可真正能够做大事，当大官，发大财，成为大学问家的只是个别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头百姓，仅从个人功利的角度看，很难获得社会的承认和众人的敬重，因而也很难找到自我实现后的满足感。可是，当人们真正树立起一种信仰，自觉地献身于一个神圣的事业后，情况就不大相同了。他的人生目标会与这一事业联系起来，只要是事业需要的，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将努力为之，并且从中获得满足。而且只要他全心全意奉献于信仰，不论他地位高低、贡献大小，也都能得到相同信仰者的认可和敬重。这方面的具体事例也很多，如雷锋同志提出的螺丝钉精神。螺丝钉不起眼，单拿出来很难引人注目，当螺丝钉也很难令人自认为成功。可当螺丝钉被固定到机器上，成为整部机器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情况便不一样了。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同样能使人产生自豪感，同样能赢得信仰者的敬佩。

　　又如，爱人与被爱的需要。爱是人世间最重要、最珍贵的情感。人生于世，时时刻刻都不能缺少爱，既需要得到爱，也需要付出爱。能得到爱是幸福的，同样，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也是一种幸福。而没有爱的人生才是悲惨的，缺少爱的心灵则是冷酷的。爱有许多种：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师生之爱、儿女之爱、朋友之爱、手足之爱等等，各种爱都很宝贵，但人世间最强烈、最真挚、最持久、最无私的恐怕还要数相同信仰者之间的同志之爱。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为了不出卖同志，有人咬牙忍受敌人的酷刑拷打；为了救助同志，有人甘愿拿出自己最后一点干粮；为了掩护同志，有人不惜牺牲个人甚至亲人们的生命。而这些被救助者，有的甚至与救人者素昧平生，后者之所以拼命相助，只因为他们是同志。看到这些场景，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净化。同志之爱真是太伟大了，能得到同志之爱是莫大的幸福。当然，只有真信仰者之间，才能产生这种强烈、持久、真挚、无私的同志之爱。

　　总之，信仰是真正信仰者最主要的精神家园，人们在情感方面的各种需要，都可以在这个精神家园中得到满足。这个家园比我们的小家庭大得多，它包括普天下所有共同信仰者；这个家园更纯真、更温暖，它不带任何功利色彩。随着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庭的解体和人们家庭观念的淡化，信仰这一人类精神家园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失去了精神家园，就等于退回到与动物没有多少差别的境地，就会沦落为孤魂野鬼。

6、信仰能够形成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依据

　　道德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与集体、与他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和规范。道德生活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可能缺失，可以放弃，唯独不能缺德。否则，不论他个人事业上获得多大成功，当再大的官，发再多的财，仍免不了背后被人戳脊梁骨。如果他还有良知，内心深处也会感到十分内疚。所以，德者，得也。道德的人生未必完美，可完美的人生必有道德。谈人生问题不可能不讲到道德。

　　一般来说，道德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道德规范，即明确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准则。如我们常强调的“五种革命精神”、“六十四字创业方针”等。二是道德依据，即驱使人们按照道德规范去做的内在动因。两相比较，显然后者更重要。因为规范得靠人去执行，如果定了规范不执行，或者说一套，做一套，再好的规范也等于零。规范大都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有时遵守规范就意味着人们在个人利益方面要做出牺牲。因此，如果不解决内在动因问题，多数人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按照道德规范去做。所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明确或重申一些道德规范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人们道德行为的内在依据。

驱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内在依据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在的舆论压力，即人人都认为应该这么做，并且多数人切实去做了，客观上就形成了使人不得不从众的氛围。谁按规范去做了，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如若不做则会遭到众人的谴责和集体的唾弃。这种在舆论压力下的道德行为，相当程度上是在周围环境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聪明”选择，严格地说还不能算完全自觉的。一旦外在舆论压力不存在了，人是否能继续按道德规范去做，那就难说了。因此，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它们还不能算真正的道德行为。另一类内在依据是个人的良心良知。既不是从众随俗，也不带任何个人功利色彩，只是因为内心觉得该这么做，就自觉自愿地去做了，哪怕行为结果对个人极为不利，也无怨无悔。相反，如果出于个人功利考虑没能去做或做得不好，内心会很不安，有一种负疚感。显然，这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行为。可问题是，这些良心良知从何而来？通常情况下，这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行为大都与人的信仰有关。

　　世界上的成熟宗教大都劝人行善，要求信徒多做善事，提出做善事可以减轻个人的罪孽，得到神的褒奖。成熟宗教又都有一套以至上神的名义颁定的、要求教徒不折不扣执行的道德戒律，如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佛教的五戒、八戒、具足戒，伊斯兰教的教规等。真正信教的人，一般都会自觉地遵守这些道德戒律。因为，在教徒们心中，这些戒律都是神的旨意，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受到神的惩罚。而且，教义上还说，神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不但时刻关注教徒在干什么，而且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信徒别说是干坏事了，连坏念头都不能有。所以，虔诚的信徒大都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以至西方社会常以是否信教来判定人的道德水准。不管信的是什么，凡是真正的信徒大都是讲道德的，道行多高，德行多高。相应说来，不信教的人德行上大都靠不住，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不惧怕神的惩罚，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

　　不仅宗教信仰能够驱使人们止恶扬善，就连一些不成熟的宗教甚至迷信色彩很浓的野狐禅，也有劝人向善的作用。例如，旧社会中国老百姓大都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做了善事就能积德，有德者将来必得好报，福禄双全，名利兼收，封妻荫子，长命百岁；而如果做了恶事，轻则伤身折寿，破财遭灾，重了还要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甚至死后还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剥皮，抽筋，拔舌，等等。那么，谁具体掌管这些事呢？那就是老天爷。他老人家最英明，始终在冥冥之中观察并记录下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老人家又最公正，无善不奖，无恶不惩，锱铢必较，不差分毫，即便现实生活中存在好人遭殃，坏人得道的情况，那也是暂时的，早晚会有老天爷开眼的那一天，现世不报来世报，在当事人身上不报，则必在其后人身上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套说教虽然很粗陋，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典型的迷信，可在当时却是最管用的道德教育，对普通老百姓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和威慑力。它使做好事、善事的人，物质利益上吃点亏，却能从心理上得到安慰，找回些平衡，使坏人做缺德事时，不敢把事情做绝了，或多或少还惦记着为自己积点阴德，留条后路。由此可见，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是真信，对人的行为都是一种规范和约束。

　　对主义的信仰同样可以形成人的道德依据。例如，马克思主义就要求所有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生追求，为此就必须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若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自觉地按这些道德要求去做。不但有人知道时做，而且没人知道时也做，做了好事不留名。不但受到鼓励、赞扬时这样做，遭到讽刺、打击时也这样做。做到了，做好了，并不感到自满，也不图回报，认为是应该的，相反，如果做不好，则认为是失职，是耻辱，良心上极为不安。大家所熟悉的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直接来源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弄清楚上述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仰的迷失会引发道德的滑坡。不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便失去了使人遵守各种道德规范，抑恶扬善的驱动力量。这时，虽然人人都清楚怎么做道德，怎么做不道德，可许多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却选择不道德的行为，或者碍于身份和脸面，嘴上讲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实际上做的却是另一套。近几年，媒体上公开曝光的一些贪官，在陈述自己失足的原因时，都谈到信仰动摇的影响，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一个人的信仰动摇了，缺失了，道德上就没有了底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便可以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只要不被抓住，什么坏事都敢干，直到东窗事发，走向毁灭。弄清楚上述道理，我们也就找到了这些年思想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加强道德建设，不能就道德讲道德，总是提要求，反复强调那几条道德规范，而必须从信仰抓起，切实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人只要有了信仰，特别是有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道德修养自然就会提高。

7、信仰能够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悲哀和恐惧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时刻：在此之前，只是一个孩子，天真活泼，无忧无虑，或虽因家境不好，吃过一些苦，过早地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可并不懂得生命的真实含义。有一天，因某种机缘，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会老，也要死，最终将离开这个世界，进而产生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恐惧。从这一时刻起，我们才算长大了，有了完整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死亡便如同身影，与我们的生存欲望紧紧缠绕在一起，再也挥之不去。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对任何生命体来说，死都是悲剧，而人的死亡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因为动植物虽然也会死亡，高等动物甚至还能意识到自己行将死亡，但它们并不懂得死亡的含义。唯有人才能认识到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时空无限的世界，从而领会人生的短暂，也只有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多么美好，生命如此宝贵，而这美好的生命终有一天会随风而去。所以，相对而言，人的死亡更具悲剧色彩。

　　对于人生必死的悲剧，古往今来，诗人们发出过无限感慨：“人生易老天难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哲人们也曾用各种类比加以描述。有人将主宰人们命运的冥冥上苍比作猫，而将个体生命比作猫捉弄的老鼠，不管老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最终也难逃猫的锋牙利爪。有人将人生比作在崎岖山路上奋力向上攀登的汽车，司机又是躲闪，又是急停，一路上排除了各种险情，不时为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洋洋自得，殊不知所走的根本是条绝路，汽车最终还要坠入悬崖。还有人将人生比作在海滩上做沙雕，人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构思，精心施工，搭建起各种美轮美奂的亭池楼阁，可过不了多久，随着海水涨潮，一切的努力都将化为虚无。应该承认，这些比喻都颇富哲理。

　　面对人生必死的悲剧，人会本能地产生悲哀和恐惧。这种悲哀是彻底的悲哀，因为死亡无人能免，不可抗拒，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这种恐惧也是深度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一想到不再拥有明天，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如何化解对死亡的悲哀和恐惧，就成为人生的一大问题。

　　常人战胜死亡的办法十分简单，那就是尽量少去想它。既然生命短暂且只有一个人生，与其整天愁眉苦脸，担心生命的结束，还不如强作欢颜，充分地占有人生，抓紧分分秒秒，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活一天，算一天，高兴一天，那怕有一天死神突然降临，也算没白来人世一遭。再说，人人都得死，怕也没有用，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就不可能有痛苦了。应该承认，普通人对死亡的这种态度很现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挺管用。但这只是暂时回避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死亡的威胁如同人的身影，我们可以有意不去看它、想它，但它却始终存在，并不时闯入我们的脑海。且不说当我们参加亲友的遗体告别仪式时，当我们祭扫先人陵墓时，当我们自己身患重病时，当我们因年龄到线退出工作岗位时，死亡的阴影会随情随景不时笼罩我们的心头。就是在一些十分喜庆的场合，死神的影子都可能不期而至。例如，儿女们成家立业，喜结良缘，按说应该是最高兴的时候吧，可当父母的为新人大喜大庆地操办完婚事后，却会突然想到，孩子们真是长大了，而自己却老了，该进入人生之剧的尾声了，不由得感慨万千，悲上心头。再如，通过毕生的努力，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在那最辉煌的一刻，也许会想到“这辈子值了”，而“这辈子”三字一出，难免又带出一丝悲凉。由此可见，用回避的办法去应对死亡的问题，虽然有效，但作用有限。

　　战胜死亡最管用的办法还是确立某种信仰，或者是相信某种宗教，或者是追求某种主义。所有的宗教都设想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由神灵主管的更加美好的彼岸世界。人死后，肉体虽然灭亡了，而灵魂则不朽，将在神灵的引导下，走向那个更加美好的彼岸世界。当然了，前提是你必须信教且不折不扣地按照教义去做，否则，你的灵魂就去不了好地方了，甚至有可能下地狱。不管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人的灵魂总是不死的。既然人的灵魂不死，那肉体的死亡也就没什么可怕了，无非是换一个世界、换一种活法而已。宗教应对死亡的这套办法，在常人看来既荒谬，又可笑，认为那都是迷信，理由是谁也没有进过天堂，见过上帝，彼岸世界根本无法证实。可问题恰恰在于，无法证实的东西往往也无法证伪，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去过，并不能说明天堂不存在。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有一个彼岸世界总比没有好，所以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将宝押在有神灵、有天堂这一边。这大概也是各种宗教迷信几千年来屡遭批判但却常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对主义的信仰又是另外一套思路。凡能成为人们信仰的主义，大都推出一个宏伟的事业，要求人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这一事业联系起来，为这个事业而奋斗、献身。个体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可事业却是永存的。只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之中，坚信自己的努力将长留在千秋万代的事业里，人就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从古代人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现代人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都是遵循着这一套思路。所以，对主义的信仰也能帮助人们战胜死亡。

8、信仰有助于人们找到幸福的感觉

　　以上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信仰与人生的关系，最后谈谈幸福问题。幸福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人人都想往幸福，追求幸福，渴望自己的一生过得幸福。因此，谈人生问题不能不扯到幸福。可究竟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得到幸福，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依我看，幸福是人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感觉。作为一种对客观的反应，幸福自然离不开客观实际，一些好的外部条件，如事业成功、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等，容易使人感到幸福，否认了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但是，绝不能简单地以为这些外部条件就是幸福。感觉毕竟是主观的东西，与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有直接关系。人的境遇相同，感觉可能完全不同。而人的感觉相同，境遇亦可能不同。现实生活正是如此。一些人各方面条件很好，看上去应该很幸福，实际上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一些外人看来很不幸的人，恰恰自我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人举过一个小例子。说美国纽约一位亿万富翁的千金，住在宫殿一般的房子里，晚上因失恋而睡不着，在金镶玉嵌的大床上辗转反侧，痛不欲生，自言自语地说：“天啊，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与此同时，离富翁豪宅不远的地方，一位露宿街头的叫花子却很惬意地睡在马路上，想到当天的乞讨遇上那么多好心人，要到了不少钱，今后一段时间可以不饿肚子了，很快便幸福地进入了梦乡。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我认为，它揭示的道理却是真实的。幸福确实是一种感觉，要追求幸福，不能只注意改善人的外部条件和境遇，更应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信仰与幸福正相关，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信仰越坚定，幸福的感觉便越明显。因为信仰能给人明确的生存意义，使人感到生活有目标，人生有价值；信仰能够给人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人正确地认识世界，妥善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信仰能够大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使人获得良心的满足和世人的敬重；信仰能够给人满足各种情感需要的精神家园，使人得到来自他人的无私关怀和帮助；信仰能够给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巨大精神力量，使人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信仰还能帮助人们战胜对死亡的悲哀和恐惧，使人超越自我，超越生命，走向永恒……人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能不感到幸福吗？

　　近一时期，电视上播放了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集中反映了先辈们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斗的艰难历程。看过之后，不禁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与战争年代的革命先辈比，现在的年轻人是否幸福呢？我认为，从物质生活条件上，现在肯定比过去好得多，岂止是好得多，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根本无法相比。可要论幸福的感觉，恐怕就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战争年代条件虽然艰苦，可先辈们大都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为亿万劳苦大众谋幸福，因而精神上都非常充实，那怕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如果那时搞一项民意测验，问先辈们是否感到幸福，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是肯定的。如今，生活条件确实好多了，可如果我们搞同样内容的调查，问人们是否感到幸福，恐怕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现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动摇了、迷失了，有些年轻人甚至从来没有过信仰，不清楚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自己究竟该追求什么，因而很难找到幸福的感觉。想到这些，有时我挺同情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有了非常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可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感受这些条件的内在素质，所以始终找不到幸福的感受。这就像人吃了许多好东西，可却没有了味觉一样。现在不少老同志经常感叹时下的年轻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可光感叹又有什么用？有些家长试图通过忆苦思甜、今昔对比解决这一问题，据我所知，效果大都不理想。可见，问题的症结还在信仰上。

　　信仰与幸福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以通过反面的例子加以证明。“法轮功”问题暴露后，许多同志都感到不理解，一些“法轮功”痴迷者原本都是挺好的人，家庭条件与本人境遇也不错，可自从修炼上“法轮功”，就像中了魔一样，整个儿变了一个人，学业荒废，无心工作，抛妻别子，六亲不认，全部心思都集中到李洪志的所谓法轮大法上，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也是信仰的力量，是信仰改变了这些人对幸福的认知和感受，以至外人眼中痛苦不堪的修炼，他们却从中找到了幸福。正因为他们从修炼中感受到幸福，所以一般的劝说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有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做工作，向劝说者大谈修炼的种种好处。再说多了，个别人甚至会怀疑劝说者是专门来破坏他幸福的魔，以至向亲人举起屠刀。法轮功之所以能诱惑人，一旦迷上了法轮功之所以难以解脱，道理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党要将法轮功定为邪教，而不是简单地定性为反动组织，其原因也在这里。

　　认清了信仰与幸福的上述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信仰教育的价值。既然幸福是对个人境遇的主观感受，要使人感到幸福，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而改变他们的人生境遇；二是帮助人们树立某种信仰，从而改变他们对幸福的感受能力。二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而我们所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则是使二者结合的最佳渠道之一。因为人们一旦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远大理想，一方面能够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个人境遇；另一方面亦能通过树立信仰，形成感受幸福的能力，从事业中、奋斗中找到幸福的感觉。